简介： 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田宝江 近年来，全国各地在建和计划建设的摩天大楼不断出现，它们一次次刷新着最新和最高的纪录，一次次触摸城市更高的天际线。高楼竞赛，引发社会的关注和思考。建 ... ——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田宝江 近年来，全国各地在建和计划建设的摩天大楼不断出现，它们一次次刷新着“最新”和“最高”的纪录，一次次触摸城市更高的天际线。高楼竞赛，引发社会的关注和思考。建设世界第一高楼并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因为高度是很容易被刷新、被超越的。一个城市唯一不能被超越和抄袭的是这个城市内在的特色。高楼并不具备可识别性，水泥森林也并不能给城市带来更多的美感。 超高建筑：追求还是放弃？ 记者：据报道，近年来世界上新建的超高建筑大多数在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占据了半壁江山。为什么发达国家近年来放弃了追求高楼？发展中国家却热衷于此呢？ 田宝江：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达到鼎盛时期，为了显示自己的技术能力和经济实力，建造了很多高层建筑。但近些年来，超高建筑的弊端也不断显现出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消防问题很难解决。一旦发生火灾，电梯就不能够使用，不能及时疏散，极易造成群死群伤事故。即使高层建筑设计了避难层，但是在过高的楼层，目前的消防扑救设备仍旧无能为力，即便是直升机也由于可达性和运力的限制而很难发挥很大作用。二是节能环保问题。很多人认为建设超高的大楼，能够节约土地，但是超高层建筑在基础、结构、消防设施和电梯的投资上都远远大于普通高楼。此外，摩天大楼日常消耗品和垃圾的运输成本和能耗日积月累下来也十分惊人。再者，很多超高层为了减轻自重而大量使用玻璃幕墙，为了保温隔热必须大量使用空调等设备，也大大增加了能耗，还带来光污染、高空玻璃坠落等安全隐患；除了这些问题，摩天大楼集聚的人流、物流、车流也给周边环境和市政基础设施带来很大压力。综合这些因素，发达国家越来越觉得，在城市中建造摩天大楼并不是一个经济、合理的选择。 近些年来，世界上最高的大楼一般都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目前，发展中国家新建造的摩天大楼数量是发达国家的数十倍。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开始热衷于建造摩天大楼呢？首先是源于土地资源紧张，再者，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具备了建造摩天大楼的技术能力和经济实力，建造超高层大楼就成了彰显城市实力、提高知名度的常用手段。 记者：那么摩天大楼带来的弊端在发展中国家是否显现出来了呢？ 田宝江：这是当然。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达国家出现了建造摩天大楼的高峰，而且持续了四五十年的时间。但是，到了上个世纪末，发达国家建造的摩天大楼的数量开始下滑。有分析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城市化比较成熟的时候，城市的管理者和居民会从追求物质转向追求城市的生活品质，着眼于建筑的舒适、节能、环保等内在品质，也就进而放弃了对摩天大楼的追求。在发展中国家，随着摩天大楼数量的不断增加，其所带来的弊端也逐步显现，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和重视。我相信，在我国出现的这股“追高”热潮，也会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对摩天大楼认知的深入而慢慢冷却，趋于理性。 超高建筑：是不得已的选择吗？ 记者：我们的城市到底需要怎样的建筑呢？ 田宝江：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反对高层建筑。我国人多地少，向空中发展是不得已的选择。 无论从经济实惠角度还是从安全角度来看，建造两座400米的高楼远远强于建造一座800米的高楼。根据我国《民用建筑通则》定义，住宅楼超过10层，公共建筑超过24米就可称为高层建筑，而超过100米的楼房则称为超高层建筑。从目前的情况看，很多住宅楼的高度都超过了100米，这个高度的建筑已经在我们的城市中司空见惯了。 但是，现在我国出现了一场城市建造超高建筑，比拼建筑高度的“追高竞赛”。在很多城市里，摩天大楼的高度不断刷新，从600米到700米，再到800米甚至更高。我认为这是一种盲目的追高，这种做法偏离了建筑规划的理性。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建筑，怎样的建筑高度是合适的呢？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是，考虑楼房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个建筑是用来做住宅楼还是办公楼还是酒店，不同的功能，其适宜的高度也有所不同。第二是，建筑所在的城市区域。这就要考虑建筑周边的环境承载能力。第三是，土地价值，这往往是地产开发商最关注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楼建得越高就意味着更多的可售建筑面积，也就意味着更多的经济收益，因此很多开发商受利益的驱动而愿意建造更高的建筑。在此情况下，政府也需要考虑在综合评估地产商的合理盈利空间后，对楼房的高度进行适当的干预。第四是，要考虑城市景观的要求。建筑的高度要与周边的环境相协调、相适应，不能对城市特有环境如历史风貌保护区域造成破坏。此外，高层建筑的建设还要考虑和满足机场净空、微波通道等技术限制和要求。 超高建筑：能增添城市魅力吗？ 记者：刚才您提到，在很多城市，建设超高的摩天大楼，追求“最高”的名头，背后有一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追求地标效应的心理在起作用。你能具体谈谈吗？ 田宝江：追求建设“最高”的大楼，建设世界第一高楼，背后反映的是建设者追求产品唯一性的心理。最高也是一种唯一性。这种唯一性从消费的角度来说，就是卖点，就是宣传口号，也可以对某类产品产生垄断，进而带来更高的经济收益。在高楼竞赛中，也反映出了一些地方政府也加入了这种思维。现在城市之间竞争激烈，如何能让自己所在的城市脱颖而出，也成为城市管理者面临的一道难题。但是要知道，建造第一高楼并不是提升城市影响力的不二法门。“追高”不当反而会成为一种低层次的追求。 再说得深入些，是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还存在误区。现在一提城市现代化，很多人脑子里就会浮现出林立的高楼大厦、高架道路等，是一片欧美城市CBD（中央商务区）的图景。我们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为什么要照搬、照抄欧美模式呢？我们祖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人地和谐理念，东方文化博大精深，我们也曾创造了辉煌的城市文明，在新的时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思考如何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融入和展现中华智慧。 记者：您能进一步说说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设计者应该秉持怎样的健康理念呢？ 田宝江：我认为应该是生态的、可持续的、人与环境和谐的理念。现在很多城市的建设都是大投入、高消耗、高污染。这种理念和思维亟须转型。现在的城市建设更多地应该引入低碳环保的理念。让城市建筑有文化的底蕴和内涵，符合地域文化的传统，成为舒适的生活、工作场所。也就是说，城市建设最终要“以人为本”，城市应该让生活更美好。 建设世界第一高楼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因为第一的高度是很容易被刷新、被超越的。一个城市唯一不能被超越和抄袭的是这个城市内在的特色。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让我们回归城市建设的理性和初衷，为居民建设生态、宜居、具有归属感和自豪感的生活环境，让城市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