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去年前后热议的新型城镇化，越来越被看作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载体，甚至是唯一出路。但从当前地方与行业的实际动态看，极易走向偏失的新一轮土地城镇化的路径。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 ... 去年前后热议的“新型城镇化”，越来越被看作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载体，甚至是“唯一出路”。但从当前地方与行业的实际动态看，极易走向偏失的新一轮“土地城镇化”的路径。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城镇化进入30%以上的发展区间，即“城市化中期阶段”。巨大的城市化动力无疑与经济的开放式增长相互促进，形成了中国上一轮的经济快速成长周期。 值得反思的是，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52%，理论上正处于城市化速率最快的阶段，本应伴随的是内需增长强劲、分配差距缩减、经济增速较快的特征，事实却是，增速放缓、内需乏力、分配差距明显。究其原因，是十多年来的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 所以，我们不难判断，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是与经济结构调整、分配差距调整、社会转型发展一体的内涵，而不是新一轮刺激政策运用的内涵。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土地使用规则与金融规则结合上演了一出“土地货币化”的进程，“金融深化”渐次偏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一轮轮的信贷投放支撑的投资驱动，大多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规则相呼应，推高了地价和房价，最终演变出“房地产绑架国民经济”的特征。这样的结构，一旦外需增长放缓甚至下滑，外需拉动的贡献下降，则必然导致严重的内部过剩和失衡，也必然导致宏观经济的总量调控政策的失效。 如今，我们所面临的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从纠正结构性偏失、启动中小企业活力、政府管理转型等几个方面入手，才能最终回到正确的城市化道路上。困难还表现在，结构调整中产生的增收和就业压力，需要政府的财税体制转型支撑，以保住民生底线，为结构调整争取空间和时间。转型的策略需要综合统筹的大思维，更需要以问题解决为契机的推动技巧、决心和勇气。 但是，从目前的观察看，地方政府迫于财政压力更急于短期扩大投资舒困。新一轮的产业政策往往被“念歪经”，“产业潮涌”现象仍然是低水平徘徊。大多数的产业创新园区，实际操作的思路仍然是“地产模式”。近期房协讨论的“产业地产”，并不是什么新名词，“新瓶装旧酒”罢了，无非是利用产业创新的概念为地产发展打开新的“虚拟空间”。这条路很危险，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持续的时间会越来越短，波动性却会越来越大。 逐渐清晰的思路是，新型城镇化用当围绕着“城市群”的发展模式，推动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财税体制改革、中小企业政策、分配制度改革等为内核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创新，而不是简单的“信贷放不放开”的政策。
